四声八病永明体说

一.

先说《箧中集》。

四库全书《提要》称:

《箧中集》一卷,唐元结编。结有《次山集》,已着录。是集成于干元三年,录沈千运、王季友、于逖、孟云卿、张彪、赵微明、元季川七人之诗,凡二十四首。

箧是储物的器具,大的叫做“箱”,小的叫做“箧”。这七位诗人的作品,由唐代诗人元结集录。他们七人是元结的好友。

这七人的诗,得以选入《箧中集》的,都属精品。其余诗作不够优质的,都视而不见了。所以《箧中集》说集录的作品就这些了。

故《提要》曰:

即七人所作见于他集者,亦不及此集之精善,盖汰取精华,百中存一。特不欲居刊薙之名,故托言箧中所有仅此云尔。

元结在《箧中集•序》中说明了集录的依据和意义:

风雅不兴几及千岁,溺于时者,世无人哉!呜呼!有名位不显,年寿不将,独无知音,不见称显死而已矣。谁云无之,近世作者更相沿袭,拘限声病,喜尚形似,且以流易为词,不知丧于雅正然哉!

风雅是诗经的传统,那是一种中国古代诗歌发生时期的状态,具有兴观群怨的特点,手法以赋比兴为特点。经由历史嬗变,这风貌已不存了。

诗的历史由元结的观点来看,并不是进步的历史,而是衰退的历史。古人恰是以为自尧舜以后至礼崩乐坏,正是王道衰微的历史。故而诗的历史命运,与道的历史命运是一致的。

诗道衰微,表现在唐诗上,有三个缺点,分别是:拘限声病,喜尚形似,且以流易为词。这三个缺点,《箧中集》收录的七位诗人都没有。

这三个缺点究竟说明的是什么呢?下面,让我们做个诗歌理论的梳理,来解释一下。

(一)拘限声病。

声病由南朝齐时“永明体”诗人沈约等人提出。

具体指作诗应当避免的八项弊病,即“八病”:平头、上尾、蜂腰、鹤膝、大韵、小韵、旁纽、正纽。

此观点提出时即招来批评。又,严羽《沧浪诗话·诗体》说:“作诗正不必拘此,弊法不足据也。”

根源于刘勰《文心雕龙•总术》对文术作出“有韵者文”的论断,至唐代,近体诗的格律有了系统化的规范。

唐代没有什么“诗话”,诗话都是后来的东西,唐代诗格最多。

关于诗歌写作的理论,如崔融《唐朝新定诗格》、徐隐秦《开元诗格》、王起《大中新行诗格》,皆以格律诗的韵律规范为首要问题。其次的重点,包括对偶、句法、结构、语义等方面。

由是律诗的规范得以确立。元好问《唐诗鼓吹》以七律为唐诗代表,李怀民《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》以五律为唐诗代表。律诗成为唐代诗歌的标志性诗体。

好吧,律诗流行,想要名利的人,自然会创作律诗。不想要名利只为追求艺术的人,也会被新兴的诗体吸引。

但偏偏《箧中集》的七个诗人要写魏晋风格的诗。魏晋的诗,不讲究声病。

不讲究声律,是否诗就写不好?这不消费口舌,请看官自行朗诵几首,就知他们诗歌声律的美妙了。韵律如何,终是在吟咏中见得,岂可用教条求其美妙哉!

这说来也算是“得鱼忘荃”了。

(二)喜尚形似。

“形似”用于评诗,唐诗以前,必说钟嵘《诗品》。钟嵘虽反对八病说,而元结亦反对声病,然元结并未因“敌人的敌人是朋友”而称道钟嵘。

究竟何为“形似”?

且看钟嵘评张协的“上品”诗时说的一段话:

文体华净,少病累,又巧构形似之言。雄于潘岳,靡于太冲,实旷代之高手。

这位旷世绝顶高手张协的“形似”高在哪里呢?让我们看几句他写雨的诗:

《杂诗》其三曰:“腾云似涌烟,密雨如散丝。”
《杂诗》其十曰:“云根临八极,雨足洒四溟。”

闭上眼想一想,生动形象啊!比喻用得把气势展现出来了,细想竟觉身临其境,可谓状物至大至微。

这“雨足”的“足”就见得炼字功夫,诗歌史上“雨足”的语典便是由此而来。雨足一语,竟让雨生生地动了起来。不然光说下雨落雨洒雨降雨,都是大俗话,听着不痛不痒,全无一点雨在下的感觉了。

这样的诗句读来有一种“丽”的审美趣味。虽然层云骤雨,也觉笔调清绮明丽。

但这种形似功夫,诗经里没有,魏晋诗歌里也没有。

如诗经《风雨》曰:“风雨凄凄,鸡鸣喈喈,既见君子,云胡不夷”,这就直接起兴。不去写雨具体怎么个凄凄,那是因为要言志,不是要写这雨。

再说那民歌的传唱,有其情意一贯,却不会时刻景物一律。所以民歌若是把具体的雨这类事物描摹得形似,反倒没了共鸣,便失去了传唱这一锤炼打磨的文化情境,更无语言的朴与真了。

以上两点就是“形似”面临的短板。

若是对待诗歌,在价值取向上,强调技巧的人,少不得要在形似的修炼上费力气。今人讲文学史的前进,也多抓着这技巧的精细化不放。殊不知用技巧的心思钻进技巧的窠臼里,要出来却难了!

出不来,便道不出言志的诗,咏不出情真的句,反倒让文学在形式主义的阴影里倒退了。

且看孟云卿《古离别》云:“但见万里天,不见万里道。”
再看元季川《古远行》云:“纵远当白发,岁月悲今时。”

莫不是大处着手,远处落笔,而情志跃然纸上乎?

(三)以流易为词。

“流易”分别说的“流”和“易”。

《南史》卷二二《王筠传》载沈约对王筠说:“谢眺常见语云:‘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’。近见其数首,方知此言为实。”

这流就是说诗的圆美。清丽诗风,自此盛行。

何谓“圆”?《大戴礼记•曾子天圆》:“天道曰圆,地道曰方。”《庄子•说剑》:“上法圆天以顺三光。”圆是天的属性。天道清,圆便是说诗风当清丽灵活,如天运而万物流转。

“小谢”谢朓之前,那些好玄学的人作诗,喜欢用辟字。那个“大谢”谢灵运动不动就从《易经》《庄子》里请神,搬出来的语典事典够得人翻字典的。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多过书似的。

所以读来不易啊!于是小谢的好朋友沈约跳出来讲“三易”了。

《颜氏家训•文章篇》载:“沈隐侯(沈约)曰:文章当从三易:易见事,一也;易识字,二也;易读诵,三也。”

唐代格律诗认祖归宗,倒是可以算到谢朓和沈约的永明体那儿去。元结反对格律诗,自然要把“流转”和“三易”拿出来涮。

诗歌文辞若是一味的“清词丽句”,反倒是海鲜啤酒吃多了逗起了痛风的感觉,读着闷痛,提不起精神。

谢朓、沈约、钟嵘都赶上了诗言志向诗言情的理论嬗变的时髦。诗不是不可以言“情”,志未尝不是离情而发。但从那小清新的调调里流露出的软绵绵的情,又岂是真硬汉好男儿的情?

诗本是歌,说来三易,是无可厚非的。但要说诗歌的文化传承,就另当别论。

浅易与浅薄的界线比沟还细,不潜下心读书的纨绔子弟自然分不清,否则怎会做出一堆花柳气息的淫辞丽句?

要传承古人的文化,于写诗上,定要下足了训诂的功夫。这功夫一到,用字便意到字到,是不该强加上“三易”作为准绳了。

(四)

综观上述三个缺点,倒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,一个关于“问题”本身的问题。

元结的《箧中集》,恰恰是以七位小众诗人的诗歌为范例,在打开南朝文论中的三个核心问题。

这三个问题分别是:诗言志还是诗言情?韵律于诗歌创作中的地位是什么?诗风呈现的审美趣味该以哪种为好?

诗歌发展的历史,让这三个问题在南朝出现。但我们现在去打开这三个问题,若从南朝文论的讨论入手,并不能得到可靠的答案。

但若是从南朝之后的唐朝去打开呢?通过《箧中集》,我们发现,我们本来要打开的问题自身的意义在消解,而这些问题只是指向另外的问题的路标。

如果把一个问题放在另外的时代去打开它,它会指向真正的问题的症结所在。

所以,不是在诗言志与诗言情中做二选一,而是该讨论以志为主时的志与情的关系是什么。韵律于诗歌创作,其地位也不是核心,而是该讨论在怎样的创作心理状态下会有美妙的韵律自然生成。至于审美趣味,本就无高下之分,只是个人喜好罢了。

在唐代的诗歌中找到南朝文论的影响,其理论实质,就一目了然了。

这影响是在社会文化语境中发生的。所以,当诗倾向于言情,而文化的情流于奢靡,诗还有什么气质可言?当韵律成为标准,作诗本为自由,那不就是拿韵律来作茧自缚?再说这清丽,本无可厚非,但权钱诠释的清丽,入诗就是一股子俗气!

灞涘望长安,河阳视京县。白日丽飞甍,参差皆可见。馀霞散成绮,澄江静如练。喧鸟覆春州,杂英满芳甸。去矣方滞淫,怀哉罢欢宴。佳期怅何许,泪下如流霰。有情知望乡,谁能鬒不变?

这,就是有诗的社会给诗人的人生馈赠。

沈约等人对声律的要求是相当精细繁琐并十分严格的,这无疑会给诗歌创作带来一些弊病,但是,四声的发现和永明体的产生,使诗人具有了掌握和运用声律的自觉意识,它对于增加诗歌艺术形式的美感、增强诗歌的艺术效果,是有积极意义的。

大众诗人是一群迎合手持话语权的权柄的少数人的诗人。他们的诗从不会为自己而吟,更加不会为天下苍生而作。大众诗人才是真正为统治阶级服务,用诗歌的社会教化功能塑造出文化中的乌合之众的那群诗人。尔曹身与名具灭。

     萧鸾(明帝)篡政,杀戮宗室和开国功臣,谢朓的岳父王敬则感到自身难保,就派自己的第五个儿子找到谢朓,准备反叛。他为保全自己,竟然逮捕妻弟,向朝廷告发。王敬则闻讯立即起兵,但很快失败,父子二人被杀。

我不知道该带着怎样的纠结,来写这些诗人。细想来,莫不该是一种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哀伤?

     第四,他的诗歌中有很多模仿民歌的作品。钟嵘《诗品》说他“宪章鲍明远”,“长于清怨”,主要是指这一点而言。他的作品对宫体诗风的形成也有较大影响。

有的诗人注定是小众诗人,他们不像大众诗人那样,跟风。有的诗人注定是大众的诗人,他们不像大众诗人那样,为权贵歌功颂德。

<二>谢眺的诗歌创作

有人绣口一吐,就是半个盛唐。有人默默无闻,诗追魏晋。

A、诗歌的题材内容

我也不知道诗人是否是一种精神贵族的称谓。但读到他们的诗与故事,我的脑海里浮现的是乞丐。

     第一,他的诗大体上承大谢,结构为写景加抒情与说理,不少作品从遣辞到谋篇都有取法谢灵运的痕迹,但他与大谢不同的是,大谢诗歌中的玄言说理成分到他的诗已基本消失。他的诗每篇以十二——十六句为基本格局,前四句或六句写景,中二句由景过渡到言情,后半篇抒情。这种结构形式为齐梁诗人所普遍模仿,几成定格。

诗人这个社会群体,是有内部分化的。有人凭一手好诗功成名就,却也有人守着自己对诗的信仰,穷困潦倒。

《郊居赋》。《宋书谢灵运传论》。

如果“诗是什么”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,我们能否说明“何为诗人”?

(1)新体诗产生的关键是声律论的提出。

《箧中集》的七位诗人是小众诗人,王梵志是大众的诗人。

4、沈约的诗赋代表作

二.

(一)

元结《序》接着讲了这七位诗人的生活概况:

吴兴沈千运独挺于流俗之中,强攘于己溺之后,穷老不惑,五十余年。凡所为文皆与时异,故朋友后生稍见师效能。佀类者有五六人,呜呼!自沈公及二三子,皆以正直而无禄位,皆以忠信而久贫贱,皆以仁让而至丧亡,异于是者显荣当世。

说来又是老桥段了。好人没得官做没得钱赚。人品好是人品好,身居贫贱,这滋味儿也到底是不好受的。

只是这些人活得还是不好。不只是不好,是“还是”不好,就像丧家犬一样不好。

时过道迁,于时代乱流中力挽狂澜的人,当数圣人吧。然而孔孟之后,唐代无圣人!但总有读书人,还念着学过的诗,心怀复兴之志。

这七位诗人,都活跃在安史之乱发生之前。那时,盛唐。

王维说:“圣代无隐者,英灵尽来归。”高适说:“幸逢明君多招引,高山大泽征求尽。”李白也来凑趣:“群才属休明,承运共跃鳞。”都鱼跃龙门了。

于是李林甫顺着杆儿往上,说:“野无遗贤”。杜甫一众才子就呵呵了。

然而《箧中集》的七位诗人,虽然在官僚体制之外,却并不以此为悲哀。

他们以上古隐士为榜样。例如推辞肃宗备礼征召的沈千运《云中作》诗云:“如何巢与由,天子不知臣。”

正因避开官场,才避开祸害,得以保全性命呢。

王季友《寄韦子春》诗云:“吾以不材寿,非智免斧斤。”这是用《庄子》里的典故。于逖《野外行》亦见类似思想:“幸以朽钝姿,野外老风霜。”

真的就这么安心么?

读沈千运《感怀弟妹》:“近世多夭伤,喜见鬓发白。”鬓发白了,却不叹年华老去,只说自己尚还活着,可以活到老年,这个“喜”,莫不是一种悲哀!

这七位诗人多有诗作描写贫苦的生活。

如孟云卿《寒食》诗:

二月江南花满枝,
他乡寒食远堪悲。
贫居往往无烟火,
不独明朝为子推。

贫苦寒士时常揭不开锅,家里本就少有烟火。所以富贵人家的寒食节,于他们又有什么意义呢?

沈千运不做官,他就真的安贫乐道吗?我很喜欢他的《濮中言怀》:

圣朝优贤良,草泽无遗匿。人生各有志,在余胡不激。一生但区区,五十无寸禄。衰退当弃捐,贫贱招毁讟。栖栖去人世,迍踬日穷廹。不如守田园,岁晏望丰熟。壮年失宜尽,老大无筋力。始觉前计非,将贻后生福。童儿新学稼,少女未能织。顾此烦知已,终日求衣食。

痛怨而谤曰讟。迍,安步也。诗曰:载踬其尾,踬,跌也。廹,同迫。其他字都好认了。

沈千运面对穷困生活,终是“始觉前计非”。他穷得要向朋友借钱粮了。而自己的子女年幼,于农事不能出力。生活真的艰难。

(二)

除了穷与达,我倒是想到另一个问题。

秋与冬,都是一样冷。心凉时的风都是刺骨的,这冷便没了差别。

但人与人可是一样的人?

若说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,那由这本质反向定义出的人,就是个抽象的人。

然而具体的人都有自己的个性,人与人正因有这个性差异,才有“人”可言。

是故一定要以抽象的“人”将具体的人绳之,岂不是“杀”人?

于是来想这“诗人”,便正是以“诗”的个性化差异来说明这个“人”的。

不过,这抽象的“人”如果是一种理想化的人生目标,又另当别论了。

却不是谁想用那抽象的人来约束具体的人就能轻易得逞的。那种约束来源于资本和权力对人的奴役,它存在于社会关系中,通过社会中人与人的地位分化,来引导人的行为。

但这理想中的人,不是本应该自由么?所以理想化的“人”,恰是对抽象的人的反抗。

《箧中集》七位诗人,恰是用自己理想化的生活来诠释这理想化的“人”,在用诗歌呈现这种生活,来实现自己生命的回归。

这与魏晋风度之下的诗歌迥异!

有学者拿《箧中集》七位诗人的作品与魏晋诗人的作品做比较,认为此七人复古,却不得魏晋风度那精神上超然脱俗的自由,亦无想象力的奇妙,终是被自己现实生活所禁锢的吟咏。

我不敢苟同。

不是每一个人,都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所以魏晋诗人与这七位诗人,都有着共同的悲哀。但也不是每一个人,都能活成有钱人的样子。阮籍嵇康再不得志,也不会穷得揭不开锅吧。

所以,《箧中集》七位诗人是小众诗人,就是在于他们在具有“贵族”性质的大众诗人里,是没钱没权的小众。但他们诗歌的艺术价值,就来自于写自己穷困生活的真实。否则所有的复古,都是试图唤醒坟墓里的腐尸,于文化的发展,又能有何意义?

所以,他们的古色古香,还是在他们对自己理想生活的现实描述里。

他们的理想生活里有令人心痛的贫穷。且看孟云卿的《今别离》:

结发生别离,相思复相保。如何日已逺,五变中庭草。渺渺天海途,悠悠呉江岛。但恐不出门,出门无逺道。逺道行既难,家贫衣裳单。严风吹积雪,晨起鼻何酸。人生各有志,岂不怀所安。分明天上日,生死誓同观。

贫贱夫妻,此诗读来定会哽咽。“严风吹积雪,晨起鼻何酸”,平实,但得情景交融,这鼻酸,是冻的,也是心里难受哭不出来酸的。“但恐”句用顶针,读来一口气连贯地让人心里感到了“但恐”的纠结无奈。“人生各有志,岂不怀所安”,切情入理,然“生死誓同观”,其于理顺势而得,却让前面积攒的情全部爆发,于生死之前倾空所有悲哀,却让那难受弥漫心间。

不是所有的小众诗人的作品都好到没朋友。时人对孟云卿评价极高。

元结《送孟校书往南海诗序》称:“云卿声名满天下”。杜甫与孟云卿交笃,作《解闷》其五称孟云卿:“一饭未曾留俗客,数篇惊见古人诗。”高仲武《中兴间气集》赞孟云卿:“然当今古调,无出其右,一时之英也。”

再看张彪《杂诗》中的几句,又能读出另一种意味:

商者多巧智,农者争膏腴。儒生未遇时,衣食不自如。久与故交别,他荣我穷居。到门懒入门,何况千里余。

世人功利心重,为利益争抢,费尽心思。儒生没有这心思,也不屑于算计这些,只要不逢时,自然生活温饱都成问题,尤其那些不是富二代官二代的读书人!世人都嫌贫爱富,自然有钱的朋友都要躲着穷儒生了。这几笔,刻画世道人心极是深刻。

对世道人心的刻画,让我想到了王梵志的诗。看看篇幅,嗯,还是留待下一章再讨论吧。

上一章:青衣

沈约

读完《箧中集》,读罢王梵志,我作如是想。

     四声八病之说,是针对齐粱体的五言诗中要避免的声律缺陷而言的。

     他们是同族,都善于模山范水,以山水诗见长,又都存在着“有句无篇”的不足,所以世称“二谢”或“大小谢”,谢灵运为“大谢”,谢脁为“小谢”,但他们的山水诗还是存在着差异:

    《文境秘府论》说:“蜂腰诗者,五言诗一句之中,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字同声。言两头粗,中央细,似蜂腰也。”蜂腰诗句如:“闻君爱我甘,窃独自雕饰。”“君”与“甘”同声,“独”与“饰”同声,故为病句。近体诗中,此种诗病,不会出现在五言的「平平平仄仄」和「仄仄仄平平」句式中,却在「仄仄平平仄」和「平平仄仄平」句式中出现,这都是两种常见的平仄句型。可见蜂腰之说,并没有被唐代格律诗所接受。

1、文学主张

   (2)由于新体诗的篇幅有一定的限制,不容许过去那样肆意铺排,一味卖弄才华学问的写法,这样明净、凝练的作品开始多起来,这在诗歌史上是一个意味深远的变化,对后来梁陈乃至唐诗语言风格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所谓“经纶”,指典重堂皇的庙堂应制诗,这类作品,本来不易做好,沈约的这种诗歌,确实写得质木枯燥。

     李白说:“解道澄江静如练,令人常忆谢玄晖。”(《金陵城楼月下吟》):“蓬莱文章建安骨,中间小谢又清发。”(《宣州谢朓楼饯别书叔云》)杜甫也说:“礼加徐孺子,诗接谢宣城。”(《陪裴使君登岳阳楼》)“谢朓每篇堪讽诵,冯唐已老吹听嘘。”(《寄岑嘉州》)

齐代诗人与永明诗风的新变

       3、孔稚珪、张融、刘绘。《北山移文》。刘氏文学家族。

2、永明体的产生

    《文境秘府论》说:“上尾诗者,五言诗中第五字不得与第十字同声。”上尾诗句如:“西北有高楼,上与浮云齐。”“楼”与“齐”相对,同用平声,故为病。近体诗中,除首句入韵式外,其余各联,奇句的句脚均为仄声,偶句的句脚均为平声,根本没有同声的可能性。但在首句入韵式的首联中,出句必须与对句的尾字同声。这后一种情况《文境秘府论》也不认为是病,所谓“唯连韵者,非病也”。可见,在非押韵的诗句中,近体诗也是讲上尾的。

表现对现实的不满。《八咏诗》。

《文境秘府论》写作傍纽,说:“傍纽诗者,五言诗一句之中有‘月’字,更不得安‘鱼’、‘元’、‘阮’‘愿’等字。此即双声,双声即犯傍纽。”病句如:“鱼游见风月,兽走畏伤蹄。”“鱼”与“月”同为双声字,故犯旁纽病。旁纽病,是在一联或一句之中不得用同韵母字的要求之外,进一步提出的一句之中不能用同声母字的规定。在诗作实践中,这一条同样也难以做到,故为近体诗律所不取。

谢眺(464—499)

   (3)永明体还有一些写作上的特点,如篇幅的长短虽无明确规定,但通常在十句左右,由此发展下去,形成律诗以八句为一首定格,另外,除首尾二联外,中间大都用对仗句,这也成为律诗的定式。

2、诗文创作实践

①山水诗:《晚登三山还望京邑》:

二、永明体

    《文境秘府论》说:“小韵诗者,除韵以外,而有迭相犯者,名为犯小韵病也。”小韵诗句如:“搴帘出户望,霜花朝漾日”“望”与“漾”同为漾韵,故犯小韵病。这条诗病与大韵近同,不过要求更为严格,要在一联之中做到每个字都不同韵。这对于作诗来说,同样难以做到,因而不为近体诗取用。

    《文境秘府论》说:“大韵诗者,五言诗若以‘新’为韵,上九字中,更不得安‘人’、‘律’、‘邻’、‘身’、‘陈’等字。既同其类,名犯大韵。”“除非故作叠韵,此即不论。”这是说一联十个字中,除了叠韵字外,都不能用与句尾韵字相同韵部的字。大韵诗句如:“紫翮拂花树,黄鹂闲绿枝。”“鹂”与“枝”同为支韵,故犯病。这条规则的设立,是为了突出句尾韵字的音响效果。从声韵变化的角度上看,用意是好的,但如果每一首诗都要这样做,就未免太束缚思想了,所以不为唐代诗律取用。不过,唐代诗人还是在诗句中尽力避免或少犯大韵病,以求诗句音响的和谐动听。

(二)、竟陵八友与永明体

这是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形成的讲究声韵格律和对偶用典的新诗体,也称新体诗,代表作家是沈约、谢脁、王融等“竟陵八友”。当时沈约创“四声八病”之说,诗歌创作注重声律与对偶,谢脁创作成就较为突出。新体诗促进了诗歌由古体向近体的转变,为唐代近体诗繁荣奠定了基础。

     永明年间,围绕着武帝次子竟陵王萧子良,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集团。当代凡稍有才名者,均曾为竟陵藩邸所网罗。其中最著名的,是萧衍、沈约、谢朓、王融、萧琛、范云、任昉、陆倕八人,号为“竟陵八友”。

   (4)南齐竟陵王萧子良文学集团的形成 , 对永明体的产生也有促进作用。

    《文境秘府论》说:“平头诗者,五言第一字不得与第六字同声,第二字不得与第七字同声。”平头诗句如:“芳时淑气清,提壶台上倾。”“芳时”与“提壶”相对,同用平声,故为病句。近体诗中,若五言一联的第二字与第七字同一声调,就违背了平仄对立的原则,同样是诗病。但第一字与第六字都是可平可仄之处,此二字同声,却是律句允许的,不算作诗病。

     萧鸾死后,东昏侯宝卷即位,宝卷荒淫无道,始安王萧遥光谋废东昏侯自立,拉拢他以为羽翼,使他深感危险。又出于对明帝萧鸾的知遇之恩,将此事告诉了东昏侯的近臣左兴盛,但左兴盛摄于萧遥光的威势,不敢向朝廷告发,而是将此事告诉了与萧遥光的党羽江祐,江祐密报萧遥光,萧遥光立即将谢朓收捕入狱,不久害死在狱中,年仅三十六岁。

3、评价:

   (1)关于四声问题。汉语声调何以分四声?四声何以发现于齐永明间?四声与五音之关系?是学术界颇为瞩目的问题。陈寅恪先生有《四声三问》(载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)一文可以参看。

<三>比较谢灵运和谢脁的山水诗

严羽《沧浪诗话》说:“谢朓之诗,已有全篇似唐人者。”这除了声律的因素之外,还有诗歌语言的因素,经过长期探索、磨炼,到了谢朓时更加纯熟了。在谢灵运、颜延之的诗中,还是很容易找到病句、累句,在谢朓诗中就极为少见。对于谢诗的清新秀发、自然流转,李白曾多次表示钦佩。

6、小韵

3、关于永明体需要注意

     谢朓(464—499)字玄晖,陈郡阳夏(今河南太康附近)人。他与同族前辈谢灵运均擅长山水诗,所以后人有“大小谢”的并称。

4、鹤膝

四声八病,是齐粱时期沈约、谢朓等提出的。四声,指平上去入四种声调。八病,是指诗歌创作中声韵搭配不当带来的八种弊病。八病之说,本着“一简之内,音韵尽殊。两句之中,轻重悉异”的原则,是针对齐粱体的五言诗中要避免的声律缺陷而言的。唐代近体诗是在齐粱体诗歌的基础上产生的,探讨八病与唐代近体诗的关系,对于诗律理论来说,很有必要。特别是在唐代格律诗成熟之后,再看齐粱时代的八病说,对它就会有一个更全面深刻的认识。

落日高城上,余光入帷。寂寂深松晚,宁知琴瑟悲。(《铜雀悲》)

3、谢脁最突出的贡献,是对山水诗的发展和对新体诗的探索:

2、上尾

永明体与齐梁诗坛

     第二,他的诗风清新明丽,格调明净潇散,从而改变了大谢诗的那种繁富典重的风格。由于他的诗写得省净,常将景物描写与其所抒之情结合起来,做到情景情景交融,因而给人以灵秀清新之美。所以清人沈德潜云:“玄晖灵心秀口,每诵名句。渊然冷然,觉笔墨之中,笔墨之外,另有一段深情妙理。”

     第三,“三易说”的提出。他很早就提出诗歌语言应当浅易易懂,注意雅俗结合。颜之推《颜氏家训》引沈约的话说:“文章当从三易。易见事,一也;易识字,二也;易读诵,三也。” 所谓“易见事”,就是指隶事用典必须明白晓畅,“易识字”是反对用生涩僻奥的字词以争奇炫博,当然也是对创作的合理要求。所谓“易诵读”,则主要指声律的和谐。他称赞谢眺的诗歌,指出“好诗圆美流传如弹丸”,就是因为体现了他所提出的“三易”的主张。沈约提出为文“三易”的主张,对于革除宋诗的排偶板滞、僻涩晦奥之风,从而形成齐诗的清省风格是有一定意义的。

      ②沈约将声律的知识自觉地运用到实际创作之中,并提出“八病”之说,即五言诗应避免的声律上的八种毛病,即“病犯”。至于对“八病”的具体要求,从现存沈约等人的资料中已不可得知。

       1、谢脁是永明体的代表诗人,不仅在“竟陵八友”中最为突出,而且也是齐梁时期最为杰出的诗人。

       1、南朝诗风的两次转变。晋宋之交,元嘉诗人对东晋玄风的变改。刘宋大明、泰始以后,新体诗的出现。

5、作家:竟陵八友

在写作方法上,也不像谢灵运那样一一纪述游历过程,寓目成句、随意铺排,而更多地对自然景物作选择、提炼,重新加以安排,从而摆脱了过去文人诗常见的冗长、深芜的弊病。语言精炼、诗意化,又浅近易解。

4、永明体的意义:

      “永明体”的产生, 使得中国古典诗歌在完善艺术形式美的进程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, 为后来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。齐梁以后, 先后形成了几个以皇家为中心的诗人集团,因此这一时期群体的艺术风貌比较鲜明;梁陈两代出现了以帝王为代表的宫廷诗,就总体状况而言, 南朝诗歌更偏重于对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的创新, 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, 并为唐诗艺术的完善奠定了基础。

7、旁纽

     沈约,是齐代和梁代前期文坛的领袖,对齐梁文风的形成,起了重要作用。在齐梁文学中,沈约一直是领风气之先的。这表现在许多方面。

   (2)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翻译的逐渐繁荣,进一步促进我国音韵学的发生和发展。

(一)、南朝诗风之变概说

     谢朓是永明体的代表诗人,对后来包括李白、杜甫在内的唐诗的繁荣也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。

(一)生平个性:

(四)齐代其他作家

     对于沈约诗,古今褒贬不一,钟嵘谓其“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”,大体是符合其创作实际的。

       2、范云、任昉。范云诗清便宛转的特色。“兰台聚”。“沈诗任笔”。《文选》选录任昉文。

       1、王融诗的特点。构思含蓄而有韵致,写景细腻而清新自然,语言华美而平易流畅,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与谢朓相近似的风格。锺嵘说他“有盛才,词美英净”(《诗品》卷下)《临高台》、《巫山高》。

     八病包括平头、上尾、蜂腰、鹤膝、大韵、小韵、旁纽、正纽八种说法。八病之说,始见于唐.李延寿《南史.陆厥传》、唐.封演《封氏闻见记》等书。但对八病作具体解说的,还是日本和尚空海的《文镜秘府论》。据此书解释,八病中的前四病涉及四声,后四病与韵母、声母相关。下面分别叙之。

     描绘自然风光的写景诗。《早发定山》、《石塘濑听猿》。语言清秀明丽,声韵和谐,意境优美,一向受到较高的评价。

<一>沈约的生平

1、概念

<四>谢朓在诗史上的地位

    《文境秘府论》说:“正纽诗者,五言诗‘壬’、‘衽’‘任’、‘人’四字为一纽。一句之中,如已有‘壬’字,更不得安‘衽’、‘任’、‘人’等字。如此之类,名为犯正纽之病也。”“除非故作双声,下句复双声对,方得免正纽之病也。”正纽之病,是说一联十字之中,用了声调不同而声母相同的字。病句如:“我本汉家子,来嫁单于庭。”“家”与“嫁”声韵全同,尽管它们有平声与去声的不同,还是犯了正纽病。正纽的规则,可以视作对旁纽的补充,即使两字声调上有差异,也不能弥补它们所犯的双声病。这同样也不近情理,故为近体诗格律所不取。

(三)、沈约、谢眺

<二>沈约的文学主张和诗文创作

     沈约(441—513)字休文,吴兴武康(今浙江德清武康镇)人。家世仕宦。父沈璞于刘宋元嘉年间被诛,约潜逃得免,后乃遇赦。他自幼流寓,孤贫无助,而笃志好学,博通群籍。仕宋、齐、梁三代。萧衍篡齐时,他参与决策大计,为佐命之臣,建梁后封侯,官至尚书令。沈约学兼文史,著述丰富。除诗文辞赋外,主要尚有《宋书》、《四声谱》等。他年寿既长,官位又高,因此,在齐梁之际,他是文坛上公认的领袖人物。

   (3)传统音韵学的自然发展、诗赋创作中声调音韵运用的经验积累等, 均对四声的发明有促进作用。

     第一,他是齐永明时期声律论的主要创始人和倡导者,也是“新体诗”的主要实践者之一。《南史·陆厥传》云:“吴兴沈约、陈郡谢眺、瑯琊王融,以气类相推毂,汝南周顒善识声韵,为文皆用宫商,将平上去入四声,以此制韵,有平头、上尾、蜂腰、鹤膝,五字之中,音韵悉异,两句之内,角徵不同,不可增减,世呼为永明体”;

第五,梁代诗、赋的相互渗透,也与沈约有关。他的《愍衰草赋》、《天渊水鸟应诏赋》,都大量使用诗句,显示新变的消息。

      ①一般认为周颙发现了四声,“四声”是根据汉字发声的高低长短而定的。诗歌可以使声调按照一定的规则排列起来,以达到铿锵、和谐、富有音乐美的效果。

3、蜂腰

1、平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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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第三,他的诗在语言上音律谐适,流畅自然,读来琅琅上口。这种特点,与永明体新诗在声韵上的要求有关。《南史·王筠传》引其语云:“好诗圆靖流转如弹丸”,可见追求圆美流早,是他的一种自觉追求。

总的说来,谢脁的山水诗清新流丽,较少繁芜词句和玄言成分,和谢灵运的富艳精工、典丽厚重颇有不同。

谢朓于永明初出仕,先在京城任职,出入竟陵王萧子良的藩邸,为“八友”之一,享有很高的文学声誉。后在荆州任随王萧子隆幕僚,深受赏爱。这一时期他的境遇较好。永明十一年,谢朓因遭受谗言被召回京师。其后,他的官职不断提高,从宣城太守做到尚书吏部郎,处境却逐渐困顿。

五言四句的小诗,原是南朝民歌中最普遍的一种形式,过去文人也有一些模仿之作,但只是模仿而已。到了谢朓手中,语言清新、音调和谐,情致含蓄,富于民歌气息,使之成为文人诗的一种新诗体,对后来五言绝句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定影响。

   (2)关于八病,八病的规定过于苛细,当时人即不能完全遵守,所以后来定型的律诗也并不完全避忌八病。

8、正纽

    “清怨”是指其作品一方面具有清新之气,另一方面又往往透露出一种感伤哀怨的情调。沈约成功之作大都体现了这一特点,其中以反映对现实不满、抒写友谊、描摹山水为内容的作品写得最出色。如《别范安成》、《伤谢眺》二诗。前者曰:生平少年日,分手易前期。及尔同衰暮,非复别离时。勿言一樽酒,明日难重持。梦中不识路,何以慰相思。诗中写少年和老年不同时期在离别时的不同心境,把人的这种普遍而又复杂难言的感情表达得如此平易而又感人。

<1>永明体

     第四,他的诗歌与谢灵运一样,也存在着“有句无篇”的缺点。其中不少诗中,写景句往往警绝,但往往涌与全篇浑然一体,形成一种完善的整体境界来。所以钟嵘评他说:“一章之中,自有玉石。然奇章秀句,往往警遒。……善自发端,而篇末多踬,此意锐而才弱也。”大致指出了其缺陷所在。

       2、声律论的提出和发展。四声的发现。陆机、范晔、周颙、沈约的相关理论。

    《文境秘府论》说:“鹤膝诗者,五言诗第五字不得与第十五字同声。言两头细,中间粗,似鹤膝也。”鹤膝诗句如:“拨棹金陵渚,遵流背城阙。浪蹙飞船影,山挂垂轮月。”“渚”与“影”同声,故为病句。近体诗奇句句尾,只要求用仄声字,没有上去入的区分,并不认为鹤膝是一种病。尽管如此,不少诗人还是在每首诗的奇句句尾上采取四声递用,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唐人对齐粱诗律鹤膝病的尊重和沿承。

4、“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”(谢朓语,见《南史·王昙首传》附《王筠传》)的审美观念。要达到“圆美流转”,语言的清新流畅与声韵的铿锵婉转是十分重要的因素。

     抒写友情、恋情、妇女生活。《伤谢朓》、《怀旧诗》、《别范安成》、《六忆诗》。“清怨”的特点,如《别范安成》:生平少年日,分手易前期。及尔同衰暮,非复别离时。勿言一樽酒,明日难重持。梦中不识路,何以慰相思?

5、大韵

     后者曰:吏部信才杰,文峰振奇响。调与金石谐,思逐风云上。岂言陵霸质,忽随人事往。尺璧尔何冤,一旦同丘壤。文中哀伤谢眺含冤而死,对谢眺的文才、人品都有很高的评价,是一篇有感情、有义愤、有见解的作品。

   (1)由于讲求了诗歌的韵律美,这就矫正了晋宋以来文人诗的语言过于艰深沉重的弊病,而转向清新通畅。

     胡应麟《诗薮》说他“诸作材力有余,风神全乏”,意思说,沈诗富于学识素养,但感人的东西却不多。总体而论,这批评是中肯的。但并不能说他没有好作品。沈约是齐梁代留存诗篇最多的作者之一,加以精选,光彩自见。

B、沈约的辞赋、文章

风格上:他继承了谢灵运山水诗细致、清新的特点,但又不同于谢灵运那种对山水景物作客观描摹的手法,而是通过对山水景物的描写来抒写情感意趣,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地步,避免了大谢诗的情景割裂和玄言成分,形成一种清新流丽的风格。他的诗大都以写景见长。尤其突出的,是善于从寻常景物中发现新鲜动人的美感,构造清丽的意象,令读者觉得亲切。

一、四声八病

     沈约自己的创作基本上体现了他的创作主张。由于他注重格律,所以逐渐走向近体。由于他强调为文“三易”,诗风以自然工丽为主。

2、诗歌的情感。由于沉浮于政治旋涡之中,目睹仕途的险恶和现实的黑暗,因此常常在诗中表现仕宦的忧惧和人生的苦闷。“常恐鹰隼击,时菊委严霜”。诗中的感情大多表现为迷惘、忧伤,写景也大多是清丽悠远,极少有强烈激荡的情绪,也极少有尖锐的线条,刺目的色彩,和跃动不宁的形象。永明十一年以后的诗,很多蕴涵着仕宦的忧虑,虽是同样以写景见长,但写景与抒情的结合更为自然紧密。

     第二,他较早地论及了“情”、“文”、“质”之间的关系,其主要观点体现于《宋书·谢灵运传论》中,这篇传论可以看作是文学观的一个总纲。

      时代、政局与悲剧人生的关系。

     今存170余首,其最新注本为曹融南《谢宣城集校注》。他的诗歌创作最为出色,其中以在建康和出任宣城太守时为创作最旺盛时期。

夕殿下珠帘,流萤飞复息。长夜缝罗衣,思君此何极?(《玉阶怨》)

②谢朓的短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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